近日,中国广告网邀请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导演、中国电视纪录片学会委员会会员万剑英女士展开对谈,深度交流个人创作心路历程、业界发展新动态,展现中国当代创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,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,用作品传递时代精神。
人物名片
万剑英,央视纪录片导演,中国电视纪录片学会委员会会员,在财经频道多年参与制作大型纪录片,《大国崛起》导演,《华尔街》总撰稿导演,《货币》总撰稿导演,《丝绸之路经济带》总导演,纪录电影《hello 北京》导演。创作纪录片多次获四川国际电视节金奖,中国纪录片学术奖,纪录电影入围德国金树纪录片国际电影节,2019北京国际电影节提名,2019年金鸡奖提名。
| 纪录片之本:执守真实,剥茧抽真丝,真实是永远都不会被掩藏的
Q:据了解,您原来是负责制作央视日常栏目的,第一次接触纪录片是什么时候,怎么一步一步又走上纪录片创作之路呢?
万剑英:我1990年从北京广播学院,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,应该说是很幸运的电视从业人员,赶上了电视媒体发展最好的年代。上世纪90年代,中国的电视传媒处于井喷状态,中央电视台更是全国电视从业人员最向往的殿堂。
我最早进入的中央电视台栏目是财经频道《经济半小时》。《经济半小时》是财经频道的王牌栏目,最多的时候有数百位编导抢占每天30分钟的报道时间,当时很多编导都是从地方电视台扔了铁饭碗慕名而来,其中有地方台的副台长、有地方台的总编、有地方台的制片人、还有地方台的主持人,甚至还有从美国、日本回来的当时社会稀缺的“海归”。当时不管你从哪里来的,反正进了半小时大家庭,大家就天天泡在一起。大家一起报选题,选题通过了大家互相出谋划策你一言我一语,前期拍摄回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素材,讨论到半夜大家就在办公桌下铺张报纸睡觉,片子审过了大家相约在“台北一条街”(中央电视台北边的一条街,大家俗称台北一条街)的小饭馆吃一顿,片子被毙了大家更要在台北一条街的小饭馆相约骂一场。
当下的社会有一个时代用语“卷”,而在20多年前,根本就没有这个词,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都自愿地投入到“996”当中,就怕自己不能满负荷工作,没有加班这个概念,都是自愿,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像一块干涸的海绵,对工作对学习的投入不计成本,要求的回报非常的简单——只需要被肯定。
我现在回头看那一代人是认真的,而唯有认真才能有直面真实的勇气。
上世纪90年代,我参加了财经频道的特别节目——《话说农民负担》,这是一部时长30分钟的系列专题片,算是已经有纪录的拍摄手法和纪录片叙述的雏形。1996年,我去到湖北的一个村庄,村里有一位农民因为税费的问题与地方干部争执起来,最后一气之下喝了农药,我要去拍这位农民的母亲。我至今记得当年的所有细节,年迈的母亲失去了中年的儿子,她在叙述的时候,没有流一滴眼泪,眼里没有一丝的悲切,她甚至是带着愤恨和埋怨述说着她早已不在世上的儿子,我拿着话筒不知所措,这一切太不符合当初的预想,甚至不符合拍摄的初衷,但是又无法打断她,她就这样述说着,突然她说完了,我发现这位母亲怔怔地看着我,似乎在等着我的再度发问,但是那一刻我问不出任何问题,觉得这位母亲还没有说完,但是似乎她永远都说不完,这是不需要提问的述说;短暂的停留,就像一个句号,把前面的述说做了一个草率的结束,突然这位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然后眼泪如倾泻般下来,没有哭声只是眼泪默默地流下来。
这段经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,那一刻懂得:真实是永远都不会被掩藏的,只是需要足够的耐心等待,真实就静静地在那里等待被纪录,它不以任何的预设出现,它就在那里,就是那个样子,你要真心地等待它的出现,真实的纪录下来。
后来我又多次参加央视财经频道的315特别节目的制作,2003年担任财经频道午间档节目《全球资讯榜》主编。
Q:你参与了很多在中国当代时政题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片,如:《大国崛起》《货币》《丝绸之路经济带》等,都具有非常宽广的视野和纵深的历史感,面对浩瀚历史,你是如何做到坚持真实、保留历史的痕迹?
万剑英:我觉得从事纪录片创作不仅仅是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,更主要的是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因为纪录片,阅读成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。
纪录片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读书人,必须有大量阅读的积累。
每接手一部纪录片,首先要去书店,我已经忘了有多少年大年初一是在王府井的三联书店度过的,对于我来说春节假期是读书的最好时间。
也许是我的学术底子薄弱,所以我每一部纪录片的开始前期至少需要30本大部头的我阅读,另外还要请教国内顶尖专业学者,再翻阅浩如烟海的学术资料。
阅读是纪录片人必要的个人修养。如果大量知识的沉淀,在不到600米的华尔街,如何架设机器找到自己的拍摄角度;在希腊雅典历史博物馆如何拍摄一枚特定的古代硬币;在日本的横滨海岸,如何讲述佩里的故事;面对一位世界级学者,你如何说出自己的问题…… 我觉得纪录片对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逼迫者自己不停的阅读,最早的阅读还带有功利性,需要从书本中找寻案例、发掘人物、搜集观点,很快阅读就成了一种习惯,就像一日三餐一样成为生活的必需品,成为滋养精神最重要的养分,身边也有了一群喜欢阅读的朋友,互相介绍好书相互交流读后感,这是纪录片带给我的最大生活好处。
除了阅读,就是向大师请教。在央视最大的优势,就是拿到选题之后,你可以找到国内甚至国际最顶尖的专家,登门请教,因为是纪录片导演的身份,他们知道你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,所以他们会以最通俗的方式告诉你,并会绘声绘色地讲故事,并提供具体的拍摄线索。
其实纪录片导演也是一个信息的汇总剥离解析表达的具体操作人,但是要执守真实,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真丝,否则就失去了纪录片之本。
Q:我们知道纪录片制作前后时间跨度是比较久的,您在创作中是怎样的状态?
万剑英:纪录片的创作周期确实很长,但是我也很感谢这样漫长的制作周期,尤其是在当下这样快节奏的生活里,能制作纪录片算的上是一种奢侈的生活了。
我几乎一直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创作,拿到选题、找书看书、前采调研、形成初稿、拍摄脚本、拍摄团队介入、外联、前期拍摄、素材整理、调整文稿、初编、特技、音乐、音效、包装、成片、审片、播出。这些步骤我几乎是不用去想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那个阶段,还有哪些后续的工作。
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老农民,懂得24节气的每一个节奏,播种收割,这些都是最自然的周期,我也知道现代社会节奏很快,漫长的周期与快节奏现实并不协调,但是我不可能拔苗助长,这是我认定的节奏和耕种方式。比较幸运的是,这些年来我一直还能以这样的节奏工作,也许离开了央视这样的平台,我这样的节奏在体制外活不了吧,不知道。
Q:您是怎么去判断一个纪录片的好坏呢?
万剑英:现在的纪录片类型有很多,有的纪录片越来越电影化,而电影却越来越纪录片化。好的标准可能是非常个人化的判断,我觉得好的纪录片,最重要的是真实,对事实最小的干预,记录者有个人的观察态度,但也是用事实来说话。真实的目的是对人的触动,现实中我们其实在不知不觉中都是“扮上了”去生活,纪录片就是在不经意中触动你,用真实的力量触动你。
但是我知道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判断,而且我制作的央视纪录片,很多都是宏大主题的,离这些很远,但是我个人喜欢那样的纪录片。
| 结缘记录电影:电影能实现更好的自我表达
Q:《HELLO,北京》是您执导的第一部记录电影,在这之前您在央视执导过很多大型人文纪录片的拍摄,做这个片子的契机和原因是什么呢?
万剑英:这部纪录电影是非常偶然,但是似乎又与我有莫名的缘分。这部纪录电影是北京电影局牵头制作的一部纪录电影,最早找到我的时候,我正在制作央视的一部纪录片,我就告诉他们我的时间不行,至少两年之后我才有时间,于是他们先找了其他的团队,一年之后他们又找到我,我说还是不行,我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完。
虽然都是纪录片,但是我认为电视与电影还是有根本的区别,首先拍摄设备和技术指标都不一样,另外电影还是需要故事性和冲突,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。
当时我的手头工作还没有结束,我说如果需要我作,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我才能结束现在的工作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等我的时间,其实期间我也向他们推荐了其他优秀纪录片导演,甚至是有过院线纪录电影的导演,后来我想可能是预算有限,我也从没有跟他们谈过劳务费的问题,可能我确实很便宜吧。
后来就一猛子扎了进去,从最初的策划,找主角,到写脚本,列拍摄计划,与摄影灯光录音师沟通合作,拍电影的团队确实是另一个团队,非常幸运,以前合作过的同事朋友都来帮助我,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第一次电影纪录片拍摄。
我们就是两个大篷车,每天从驻地到拍摄场地,严格的时间操作,从早晨到夜晚,不同场次的拍摄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。电影制作费用大,每天出去就是烧钱,所以必须严格执行每天必须完成多少个镜头量。这些都是我没有过的工作,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坚持中完成的,期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和事故,我都全部接纳,因为这部片子我终于撩开了电影纱帘的一角。
非常幸运的是在我和整个团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制作,送审北京电影局,顺利的拿到了龙标,其后又跑路演跑发行,终于完成了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。票房其实并不好,但是有一天,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中有《hello 北京》,投资方也是刚刚获得消息,他们也没想到只是正常地把影片保送到组委会,然后组委会通知他们获提名了。
我自己还是挺感谢这部影片的,它领着我进入了电影圈,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的经验甚至是教训,我甚至想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地拍一部纪录电影,电影能实现更好的自我表达。
Q:从您的创作经历来看,人文纪录片的制作和纪录电影的制作有什么同与不同?
万剑英:完全是两个行当,技术指标不同,画面语言也不同,需要掌控的节奏也不一样。电影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和情节,通过故事和人物来触动观众,而电视纪录片是用事实纪录来实现观点的表达。不过现在的电视和电影,在拍摄手法,成片结构、故事讲述,越来越趋同,已经没有严格的区分了。
| 泛纪录片时代:每个人都成为记录者,门类都在走向融合
Q:有人说,最近的纪录片越来越像剧情片,它在技术层面越来越好,剧情片反而越来越像纪录片,追求那种真实性、颗粒性。您是怎么看这种融合现象的?
万剑英:这种现象已经很长时间了,现在很多纪录片都拍的像好莱坞大片,而电影拍摄越来越讲究纪录片化。
我想这种融合的背后是一个技术更新换代、技术时代的推动,拍摄设备和剪辑设备的便利化和平民化,让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导演的可能,现在也越来越多并不是科班出身的电影人电视人横空出世,表现不俗,他们天然就没有制作的条条框框。
而另外,其实在普通人的意识中是不会对电影、电视、纪录片、剧情片、短片、长篇等进行专业划分,影视早已是普通人的文化消费,制作人在市场中也极力用各种技术来赢得观众,并且从来没有规定哪一种技术只限定拍电影或者拍纪录片。观众喜欢纪录片是因为纪录片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,观众喜欢大片是因为制作精良视听享受。我们能看到的作品大多都是已经市场化的作品,所以会结合所有的优点推向市场赢得市场。
不过,我想虽然很多门类都在走向融合,但是现代社会应该更具有包容性更需要不同类型的丰富性,也许市场永远都是对的,但是毕竟场外交易场外生存一直也没有停止过。
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导演的时代,每个人还是应该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电影《hello 北京》拍摄现场
Q:最近B站上《守护解放西》《闪闪的儿科医生》等纪实节目很受欢迎,因为节目采用纪实加综艺化剪辑相结合的呈现方式,所以引起许多人对这类节目算不算纪录片的讨论。对此,您怎么看?
万剑英:现在泛纪录片还是挺多的,还有真人秀、综艺里的人物小传等等,这类纪实节目国内现在挺多的,我觉得这是市场上的视频产品,是视频平台定制的视频产品。不过,我觉得是不是纪录片,这样的讨论没有意义,它就是一个视频产品。
也许有人认为只要是故事基础是真实的,其他的都可以演绎,不过我个人觉得要小心演绎,纪录片的真实也是讲求细节的真实的。我个人还是喜欢内容更丰满更沉甸甸的东西,但这仅仅是个人习惯的问题。
Q:您既有多年的纪录片创作经验,又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学会委员会会员,在您看来,这些年我们纪录片的风格有什么变化呢?中国纪录片行业又有哪些发展呢?
万剑英:中国电视发展就是近现代才有的,央视的前身是北京台,北京台的前身是广播电台,更何况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,先有了新闻,然后有了小专题,然后有了类纪录片,再有标准纪录片。其实现在很多纪录片都还有很重的专题片的痕迹,只是加入了一些纪录的手法,短视频的时代又形成了一个泛纪录片时代,似乎只要是纪录下来就行。
我想现在给中国纪录片下定义还太早,目前还缺乏足够多、足够丰富样态的纪录片来作为调查样本,但是无疑现在是一个好的时代,因为技术的革命,每个人都成为记录者,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纪录片创作和探索中,会呈现更多的样态,中国纪录片发展会迎来一个新的浪潮。
Q:最后,请您给青年创作人一些建议。
万剑英:我不敢给建议,只能是自己的一些感悟,认真在当下,时间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,就在当下,过好了当下就真的过好了。